《歌唱祖国》在天津唱响 背后还有这些故事
在延安演唱《黄河大合唱》，女生第二排左二为张恒
《歌唱祖国》这首歌曲与天津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联系——不仅是因为歌曲的词曲作者王莘在天津创作了这首歌曲——关于这首歌与天津，可能还有你所不知道的故事。今天，就听我来说说《歌唱祖国》与天津的故事。
我们翻开历史的页码，就会发现天津市是中国被迫对外开通商埠后外国租界地最多的城市。天津曾有九处外国租界地，而排列第二位的“汉口”只有五处。这样，天津就留下了很多外国式的建筑，旧天津也常见外国旗帜。除了发色、肤色不同的外国人多，天津还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的诞生地——因为利用运河、海河廉价便捷的运力，在河两岸很早就建起了一批近代工业厂房，既而出现了组织性、纪律性较强的工人队伍。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产业工人是最先有“站起来”的主人翁感的。我党派了鲁藜带着葛覃、李黑等作家进驻新天津市写出全国最早的《工厂文艺丛书》（晨光出版公司出版、阿英主编）就是佐证。这些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工人们的欢天喜地，是《歌唱祖国》的作者王莘每时每刻切身感受到的。
“我只是用音符
把人民的情感记录下来”
2019年10月16日，新华社记者周润健在王莘先生铜像前采访王莘先生的儿子王斌同志。王斌曾这样说：“我父亲十六七岁就做教歌员，开始教大家唱抗日救亡歌曲。新中国成立后，教歌这项事业他一直坚持。1954年出版的一本刊物上，王莘曾这样谈到《歌唱祖国》的创作：‘我常常感觉到，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而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因为我只是用音符把人民的情感记录下来’。”王莘同志这句话说出了“艺术的真谛”，一首唱响一个时代的歌曲一定是汇集了当时人民群众饱满的情感；不然的话，一首歌不会无胫而走。文学艺术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就传得快、唱得响。
在诗人辈出、诗歌浩繁的唐朝，崔护名不见经传，但是他的一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只因这首诗写出了普遍的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本相。
2002年张恒与张道梁合影
《歌唱祖国》首发始末
说起《歌唱祖国》的传播，1990年9月30日王莘在《今晚报》发表《〈歌唱祖国〉创作四十年》：“1950年9月,我写出《歌唱祖国》后,便很兴奋地唱给当时刚刚成立的天津音乐工作团，这首歌果然是从‘音工团’唱出去的，我感谢‘音工团’的全体团员们。之后,我把这首歌的词曲稿件送给了报社,希望能把这首歌在国庆节前发表出去。报社本意在国庆节前发表, 但因国庆稿挤,未能刊登。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份退稿件。后来，我把它送到《大众歌声》期刊, 在第三期上发表了。那是这首歌的第一次发表。”
报社“因国庆稿挤,未能刊登”。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那时的报纸版面很少，国庆一周年“稿挤”的程度，谁都能想象出来，谁也都能理解的，不再多说。
我们要说的是，王莘同志那篇文章发表后，可忙坏了两位老年人。一位就是“这首歌的第一次发表”的责任编辑张恒同志，1990年张恒74岁了。而此事的前前后后，另一位老人张道梁在2007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百年潮》刊物上发表了《〈歌唱祖国〉的首刊经过》一文里写道：“《今晚报》发表了王莘写的《〈歌唱祖国〉创作四十年》，文中提到《歌唱祖国》在《大众歌声》第三期首次发表，这句话引起了张恒模糊的回忆：‘不对吧!《大众歌声》是几年后才创刊的，莫非是《大众歌选》？’她给我拨了电话，询问我手头是否还有《大众歌选》，我告诉她，大众书店的样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于是我们约好转天一起到天津图书馆去查对。书库的同志费了不少工夫，才在冷僻的角落找到《大众歌选》。张恒急急地翻开第三集，当首篇《歌唱祖国》词谱赫然在目时，她竟激动地喊起来：‘有了!有了!果然在这里!’我看到这本《大众歌选》时，也意外地分享到一份喜悦。此后，张恒又把这件事置之脑后，我们见面也再未拿它当作话题。”
这些文字还原了一段历史的原貌：《歌唱祖国》“这首歌的第一次发表”是在《大众歌选》刊物上，不是《大众歌声》；一字之差，那是两种刊物。
《大众歌选》是怎样的刊物？张道梁的这篇文章也写道：“《大众歌选》是由天津大众书店出版的，我任书店的编辑。解放之初，广大的工人、学生学习新歌的热情高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开辟一个教唱歌曲的节目，李溪负责教唱，他将歌词逐字宣读，收听的群众则逐字记录。这延长了教唱时间，也给教与学增添了不少麻烦。我们就想到出版《大众学习活页歌选》。经军管会文教部殷镇坤介绍，我联系了当时天津音协的负责人孟波。孟波很赞同这一建议，就委派军管会文艺处及天津市文联音乐编审张恒来担任责任编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活页歌选很快就出版了。自此，教唱的歌曲就提前印在活页歌选里，群众可以手持歌选专心学习。后来由于活页文选、歌选出版的品种很多，需占用门市店堂不小的地盘，而很多书店门市并不宽敞，难以将活页形式的品种全部陈列，使发行遇到了瓶颈。我们就在出版活页歌选的同时，将若干辑合订成册发行，将‘活页’二字取消，定名为《大众歌选》，先后共出版了四集。《大众歌选》每集选刊的都是著名的流行歌曲，还有不少新创作的歌曲，着重发表天津的新作。”
“《歌唱祖国》会唱响”
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天津美术出版社成立，我的父亲周艾文从天津文化局出版科调到那里当“文字编辑组组长”（就是文字编辑室）。张道梁是家父组里的同事，他一直在美术出版社做文字编辑到退休。我不但看了张道梁这篇文章，也亲耳听过张老伯讲过此事。
张老先生说得最多的就是：张恒坚定不移地要求张道梁把已经“发排”的《大众歌选》第三集重新排版，把《歌唱祖国》放在首篇！张恒的要求使张道梁很为难，因为那时是由印刷厂铅字排版的，这样要承担很大的损失；除了经济损失，让张道梁大惑不解的还有第三集原已排版的有曹火星的《十月之歌》、郑律成的《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刘炽的《打到台湾去》、鲁藜的《在高山那边》、唐诃的《歌唱英雄》等，这样的作品都要给《歌唱祖国》让路吗？张道梁对我说过他当年的困惑，这困惑是以张恒的一句“《歌唱祖国》会唱响的”而解除的。张道梁一直记得当年张恒说此话时，脸上那万分自信的微笑。
重新排版的以《歌唱祖国》为首篇的《大众歌选》第三集就这样问世了，发行情况很好。张道梁也露出了微笑。但是，“重新排版” 《大众歌选》的过程，知之者颇少，王莘本人也是不知道的。张道梁先生的文章就披露了产生历史结局的“过程”，我们感谢道梁先生。但是，张恒当年为什么下如此大的决心要把《歌唱祖国》作为首篇，就几乎无人作答了。
揭示谜底，是靠有人去追究的，没人追究的谜底便就是封尘。
延安女生合唱团，第二排左三为张恒
红色歌曲的鼓舞与熏陶
恰好，我父亲与张恒有一段同事的缘分。凭着岁月的亲缘，我向张恒阿姨的子女求教张恒对《歌唱祖国》如此看重的原因，子女们也表现出如他们母亲一般的淡泊恬静的心绪，说：“1950年的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年了，就像风轻云淡一样飘去吧。”我坚持追寻事情“源头”的理念，说：“上一代人做出的事情，它的出发点、缘由，我们探寻已经艰难了，我们寻觅答案是对历史的一种交代。还原历史的本相，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责任。”这样，我们达成了共识，我看到了张恒阿姨写下的她青少年时的经历和朋友们对她的所见所忆——渐渐，一条从熟悉激昂慷慨歌曲的革命女青年成长为对《歌唱祖国》一见钟情的歌本编审的“逻辑线索”越来越清晰了。
张恒在广东长大，从小就喜欢音乐、美术，初中时遇到了留学日本回国后成为“左联”成员的何干之老师。何老师为张恒这些学生介绍了外面的世界和进步的书籍，如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和高尔基的《母亲》。何老师像一把火温暖了这些向往自由、进步的学生们的心。受参加了革命的姐姐、姐夫的影响，1933年17岁的张恒就与他们结伴来到了革命火种慢慢燃烧起来的上海。1934年初夏，在八仙桥青年会礼堂看了由聂耳作曲并参加演出的小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后，张恒感到很新鲜，特别兴奋；其中的《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和《卖报歌》，一下子被张恒学会了。她兴致勃勃地唱了起来。唱着这些进步歌曲的张恒，很快就认识了左翼音乐工作者吕骥、孟波等人，被他们的“业余合唱团”所吸收。然后，她参加了每周一次的歌咏活动，当时唱的歌有像《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自由神》《快乐的人们》《祖国进行曲》《青年战歌》《光明赞》等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革命歌曲——当然，大家唱得最多的还是聂耳的作品。
张恒当时是女工夜校的文化课老师。上海夏天闷热，干了一天工作的女工很疲困，听不进去课，张恒就给她们讲救亡的新闻，并教她们唱《义勇军进行曲》，铿锵有力的歌曲一下子让女工们来了精神，张恒切身感受到这些歌曲的鼓舞力量。
“业余合唱团”中一部分人在吕骥和从巴黎回来不久的冼星海的指导下，组建了“歌曲研究会”，热爱歌曲的张恒也加入了。他们当时经常活动的地方就是甘世东路的吕骥住处。吕骥给会员们讲课，教作曲法、和声学，也研究过民歌，各人唱自己所知道的家乡或其他地方的民歌。那时，大家也到过冼星海家里，他教大家作曲和指挥。
从1935年年底到1937年，合唱团唱过的不少歌，有很多都是那时写出来、且后来流传很广的歌曲。除了前面提到的外，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如《救亡进行曲》《战歌》《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吕骥、冼星海、贺绿汀、沙梅、麦新等同志还写了不少儿童歌曲，如《谁说我们年纪小》《只怕不抵抗》《向前冲》《马儿真正好》《小队伍》等。合唱团到工人子弟学校和乡村小学教唱这些歌曲，效果很好，很是鼓舞人心，起到了教育群众和团结救亡的作用。当时热衷于写歌词的人不少，合唱团也有好几位，而麦新是其中最热情、勤奋的一个，麦新的创作热情对张恒影响也很大。
张恒与王莘都是
“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学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为了走向抗日的第一线，张恒在1938年4月经吕骥介绍奔赴延安，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和工作。1939年2月至同年秋，张恒担任“鲁艺”音乐系冼星海的助理员、戏音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她还参加了由冼星海创作并指挥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首演。1942年夏到1943年夏，张恒在鲁艺音工团做研究工作和专业团员，那些气壮山河的大合唱都有张恒的身影。
可以说，张恒对掷地有声、豪迈雄壮的歌曲旋律是十分熟谙与欣赏的。所以，1950年9月，当她拿到《歌唱祖国》这首歌后，反复小声唱了几遍便一下子认定：这是一首肯定能唱响的好歌曲。是的，一切都因为红色经典歌曲的熏陶和专业的训练与积累。
我们了解张恒是歌唱着坚定有力的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等走到延安的。她在“鲁艺”又担任过冼星海的助理，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首演——特别是张恒与王莘都是“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学员，所以似乎在延安就默默地注定了《歌唱祖国》这首歌要在天津诞生，将从天津唱响。
在天津唱响“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张恒阿姨是做过不可忽视的工作的；只要了解张恒从十七八岁开始便跟随吕骥、孟波、冼星海、贺绿汀等音乐家学习革命歌曲的创作和演出，我们就不难理解张恒力主重新编排《大众歌选》，把《歌唱祖国》放在首篇的决心与眼光了。这首歌使她热爱的豪迈的催人振奋的红色律动得以重现和延续。
一年后，1951年国庆前，《歌唱祖国》昂扬地响遍了全中国。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规定在这一年国庆节时，除唱国歌外，以《歌唱祖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为全国普遍歌唱的基本歌曲。文化部在通知中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即将教唱这两首歌曲。各地出版社和群众性刊物负责印发和刊载，各地文教机关负责组织上述工作，以求全国人民普遍学会这两首歌曲，在国庆节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那么，早在一年前的1950年，《歌唱祖国》就在天津“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了，《大众歌选》也把这歌作为首篇完整地刊发了。
1990年发表王莘关于《歌唱祖国》回忆文章的《今晚报》电子版
《歌唱祖国》，
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201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陈乾的文章《歌曲〈歌唱祖国〉诞生记》，其中写道：“歌的词曲作者王莘在1938年考取了‘鲁艺’音乐系，师从冼星海、吕骥、向隅等，毕业前，冼星海赠给王莘一支颇有纪念意义的法国自动铅笔，他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拿着它，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些催人奋进的音乐作品来。’在收到活动铅笔的第11个年头，《歌唱祖国》诞生。32岁的王莘终于用老师赠予的那支写下《黄河大合唱》的活动铅笔，创作出了这首不朽的颂歌。”陈乾的文章写得情感饱满、真切生动。文章也写道：“《歌唱祖国》在《大众歌选》第三集位列首篇发表”，但是《大众歌选》背后的故事只有我们现在来补充了。
我们感谢音乐家王莘，同时也愿意让更多的群众知道《歌唱祖国》不仅诞生在天津，首先唱响这支歌的也是天津！王莘先生在《今晚报》发表的《〈歌唱祖国〉创作四十年》中就写道：“我写出《歌唱祖国》后,便很兴奋地唱给当时刚刚成立的天津音乐工作团的指挥林青、独唱王巍，还有张迅、韩孟振、张学明等同志听,他们听了都很兴奋,都认为是一首好歌,并且提出由他们来演唱,让他们首先将这首歌传播出去！这首歌果然是从‘音工团’唱出去的,我要感谢‘音工团’的全体团员们。”
今年，是纪念我们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我们唱起《歌唱祖国》，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王莘、张恒以及天津“音工团”的那些老党员、老同志，是他们让天津这座城市唱起了一支“地标”性的歌曲。
《歌唱祖国》在天津这座城市唱响是有密不可分的群众基础的。王莘在1990年发表于《今晚报》的文章中也写道：“我记得当时‘音工团’的同志们第一次唱这首歌，是在铁路机务段的车间里，工人同志们听完后，齐声喊好!要求再唱一遍，并要求当场学这首歌。我记得当时有一些工人还在修理火车头，双手沾满了油污，但是他们顾不得这些，伸手就要歌篇，要求教唱。我还记得有位老工人对我说:‘同志，这首歌编得好，有气魄，它说出了我们工人的心里话……’”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回溯《歌唱祖国》诞生的前前后后，让我们身为天津人而自豪，让我们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周婴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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